摘要:2026年4月7日,国务院发布我国首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专项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国务院令第834号),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构建了对等反制、风险防控、应急保障、信息安全四位一体的制度体系。《规定》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正式纳入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实现了三大制度突破:反制措施的域外化与行为化、监管逻辑的全链条闭环化、责任主体的穿透式个人追责。这不仅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法治盾牌”,更对跨国企业、关键领域企业、供应链服务商形成全域、穿透、即时的合规约束。本文从立法定位与制度突破入手,剖析《规定》的核心制度框架,聚焦企业面临的三大刚性挑战,并结合企业核心痛点提出系统性合规应对方案,以期为企业在全新的合规格局下重构供应链战略提供实践指引。
关键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国家安全;对等反制;合规义务;个人连带责任;数据出境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在地缘政治影响下加速重构,部分西方国家的经贸政策从传统自由主义转向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频繁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施加强力干预,企图阻遏中国谋求新发展格局和实现民族复兴进程。美国及其盟友在半导体、先进制造等关键领域持续强化出口管制与技术限制,推动与华“脱钩断链”。在此背景下,产业链供应链问题已不再只是经济议题,而成为国家安全与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虽然在应急保障、出口管制、反制措施等方面有所规定,但缺乏专门针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制度安排,存在制度较为分散、整体协同不够、欠缺针对性制度措施等问题。《规定》的出台,正是以制度化方式回应上述变化,填补了相关立法空白。
《规定》共18条,自2026年4月7日公布之日起即施行,不设过渡期。这种“急用先行”的安排,既体现了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形势的紧迫性,也彰显了国家以法治手段维护经济安全的坚定决心。从全球视角看,这一新规所展现出的规则上的突破性——将潜在的监管审查范围扩大到外国政府措施之外——标志着中国已将产业链供应链从单纯的经济问题,转为作为国家安全资产看待。
本文旨在深度剖析《规定》的制度框架与规范内涵,系统识别企业面临的合规挑战,并提出具有实操性的合规应对策略。
《规定》第一条明确其立法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法律。这一上位法结构表明,《规定》并非单纯的产业促进政策或经济管理法规,而是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正式纳入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之中。正如司法部负责人在解读中所言,《规定》是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一特定安全领域的专门立法,其制度设计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可适用所有涉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领域。
《规定》第二条确立了核心工作原则:“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国内国际,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这一表述体现了“安全优先”的制度取向,同时兼顾对外开放的总体框架,探索“安全与开放并重”的发展路径。
《规定》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构建了一个以“清单—监测—预警—应急—反制”为主线的治理框架,形成了以下四位一体的制度体系:
第一,风险监测预警制度。 《规定》第九条建立关键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制度,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关键领域的原材料、技术、设备、产品等供给渠道稳定情况及其对经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影响等,组织开展评估监测,识别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企业、行业协会商会等发现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情形的,可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形成风险发现的“社会共治”格局。
第二,风险防范制度。 《规定》第十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关键领域实物储备和能力储备,加大技术、设备、产品研发力度,提升关键领域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这意味着企业不仅面临合规义务,也享有国家层面的能力建设支持。
第三,应急处置制度。 《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出现影响关键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情形,危及经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经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决定,可以采取紧急调度、动用储备以及组织生产、运输、供应等应急处置措施。这为供应链中断等极端情况提供了制度化处置通道。
第四,对等反制制度。 《规定》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是反制机制的核心。《规定》第十四条针对外国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损害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情形,规定了禁止或者限制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或者国际服务贸易、收取特别费用等反制措施。《规定》第十五条则进一步将规制对象延伸至外国组织、个人的商业行为(详见后文分析)。
《规定》第七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关键领域清单并实行动态调整,维护关键领域的原材料、技术、设备、产品等的生产与流通稳定、持续运行。《规定》第八条进一步推动关键领域产业链供应链信息共享,强化信息平台支撑。
关键领域清单制度是整部《规定》运行的“中枢神经”:风险监测以清单为范围,防范储备以清单为目标,应急处置以清单为基准,反制措施以清单为参照。对于企业而言,其业务是否纳入关键领域清单,直接决定了所受规制的强度和可获得的国家支持力度。清单的动态调整机制也为企业的战略预判带来了持续挑战。
《规定》带来的制度突破,集中体现了中国涉外安全立法从“被动防御”到“主动规制”的范式转型。
《规定》第十五条将反制措施的规制对象从外国政府行为延伸至外国组织、个人的商业行为,这是整部《规定》最具突破性的制度创新。以往《反外国制裁法》主要针对外国政府的歧视性限制措施,而《规定》第十五条将矛头直接指向外国组织、个人的“商业行为”。这意味着,一家跨国公司若因遵守母国法律而“中断与我国公民、组织的正常交易”,并可能对供应链造成“实质损害威胁”,就可能触发中国的调查与反制。
从规范分析的角度看,第十五条的制度突破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规制对象扩大,不再限于外国政府制裁,直接覆盖外国组织、个人的商业行为;二是触发标准客观化,不要求证明主观意图,仅以“造成或可能造成实质性损害”为判断依据,这一标准赋予了监管机构相当大的解释自由裁量权;三是规制范围更广,比现有“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适用范围更宽,因为它可以由普通的商业决策触发,而不仅仅是遵守外国制裁。
这一制度设计的深层逻辑在于:中国反制措施的触发基准正在从“政治性制裁”扩展到“结构性商业限制”。以往反制主要针对外国政府的政治性行为,而《规定》将视角下沉到跨国公司日常的供应链决策——只要这些决策可能对中国供应链造成实质性损害,即便出于遵守母国法律的“善意”,同样可能被纳入规制范围。正如分析者所指出的,该法规将中国的监管姿态从被动的反制措施转变为主动的行为威慑,不仅针对外国政府的措施,还针对可能被视为影响供应链安全的跨国公司的商业行为。
《规定》构建了事前预警、事中管控、事后追责的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事前层面,通过关键领域清单制度与风险监测预警制度,实现对供应链风险的早期识别与预警;事中层面,通过风险防范制度和应急处置制度,在风险发生过程中进行及时干预和管控;事后层面,通过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反制措施和第十六条的强制履行义务,实现对违法行为的追责。
这种全链条闭环设计,改变了以往“被动反应式”的监管逻辑。在《反外国制裁法》框架下,反制措施主要在外国制裁行为发生之后被动启动;而《规定》建立了主动监测、主动评估、主动干预的制度工具,使国家能够在供应链风险萌芽阶段即介入管控。这一转变意味着企业不能再采取“事后合规”的策略,而必须将合规工作嵌入供应链管理的全流程。
《规定》第十六条规定,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应当执行反制措施,无商业判断、合理抗辩例外空间。违反规定的,企业面临限制政府采购、进出口、数据跨境、融资授信等处罚;个人则面临限制出境、居留资格、从业资格、信用惩戒等处罚。
这一规定将合规压力从公司直接传导至个人,实现了穿透式追责。个人风险的凸显,使得外籍高管、关键技术人才乃至中国籍的合规负责人,都可能因公司行为面临个人自由与职业生涯的直接风险。其战略意图在于,通过管辖境内实体,来实质性地影响和约束境外实体的行为:如果一家跨国公司的中国子公司被法律强制要求停止执行总部的某项指令,那么总部的该指令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效力将大打折扣。
从责任理论的角度看,第十六条体现了“行为—责任”的直接对应原则:个人不再能以“执行上级指令”或“履行职务”为由豁免法律责任。这一制度设计对跨国公司传统的“总部决策—地方执行”治理模式构成了根本性挑战。
《规定》第十五条的核心合规挑战在于:跨国公司的中国子公司和/或高管会面临遵循母国法律与中国法律之间的冲突。不执行中国反制措施,将受中国法律处罚;若执行,又可能违反母国法律或母公司政策。这种“双重违法困境”将迫使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进行艰难的合规抉择。
典型的高危场景包括:跨国企业因母国法律、总部指令,中断与中国主体正常交易、实施歧视性断供、技术限制等。即便企业主观上并无恶意,只要其商业决策可能对供应链造成实质性损害威胁,就可能触发调查与反制。
从监管实践的角度看,《规定》第十五条与现行《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的关系值得关注。两者在规制对象上存在重叠与互补:《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主要针对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或违反正常市场交易原则、中断与中国企业正常交易的外国实体;而《规定》第十五条进一步将触发标准降低为“可能造成实质性损害”,且不要求主观意图,从而扩大了监管覆盖面。从法律体系的角度,《规定》通过针对不同主体设定不同反制措施的方式,实现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领域反制措施与《反外国制裁法》一般性规定的有机统一。
《规定》第十三条禁止任何实体违规开展产业链供应链相关的“调查等信息收集活动”。这一规定的模糊性恰是其威力所在:跨国企业日常进行的ESG审计、供应链尽职调查(如针对UFLPA)、供应商评估等,都有可能被纳入监管视野。
实践中,以下三类场景极易触发合规风险:其一,为遵守外国制裁、出口管制开展的单方面供应链审计;其二,未经安全评估收集关键产能、原料来源、技术参数、储备布局等重要数据;其三,未完成数据跨境安全程序,直接向境外传输供应链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第十三条与现行数据出境管理制度之间存在交叉适用关系。我国已建立起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框架的数据出境管理体系,而第十三条将供应链信息单独列为特殊保护对象,意味着即使不属于个人信息或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数据,只要涉及供应链相关的“调查等信息收集活动”,也可能需要接受专门审查。这实质上将部分供应链管理职能,提升到了企业数据治理和国家安全合规的层面。
《规定》第十六条的强制履行义务和穿透式追责,对跨国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上,跨国公司普遍采取“总部决策、地方执行”的治理模式,中国子公司主要承担执行职能。然而,在个人责任穿透的制度环境下,中国子公司的管理层不能仅以“执行总部指令”为由规避法律责任,必须对指令本身的合规性进行独立判断。
这一制度安排迫使跨国公司重新思考其在华治理架构。具体而言,必须强化中国子公司董事会的本地独立决策权,高风险事项须以中国法律意见为审批前置。会议记录需完整留痕,确保决策过程可追溯、可核查。对于跨国公司而言,这不仅是合规层面的调整,更涉及全球治理架构的根本性重构。
从制度功能的角度看,第十六条的设计逻辑是通过境内实体的合规义务来影响和约束境外实体的行为。如果一家跨国公司的中国子公司被法律强制要求停止执行总部的某项指令,那么总部的该指令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效力将大打折扣。这正是《规定》试图实现的制度效果。
对于遭受外国歧视性贸易限制、技术出口禁令、恶意中断供应或监管歧视的中国企业,《规定》提供了制度化的保护路径。根据《规定》第九条,企业可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情形。在此基础上,主管部门可以依据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启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与反制。
建议企业采取以下落地行动:第一,证据固化。 全面记录交易中断、技术断供、损失金额、客户流失等完整证据链,确保在申请反制时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第二,清单对齐。 确认自身业务是否纳入关键领域清单。纳入清单意味着可获得政策与法律优先保障,应主动向主管部门申请确认。第三,主动上报。 通过行业协会或直接向商务、工信、发改部门报告,纳入国家风险监测体系。第四,策略性配合。 一旦主管部门启动反制调查,企业应积极配合提供证据,争取获得反制措施的优先受益地位。
在跨境尽职调查和ESG审计中,企业面临国际合规要求与中国法律义务之间的张力。建议企业严守三条不可触碰的红线:
目的合规方面,不得以遵守外国制裁为唯一或主要目的开展信息收集活动,禁止单方面遵循外国政府长臂管辖原则。内容合规方面,严禁收集国家秘密、重要数据、关键供应链核心信息。流向合规方面,数据出境必须完成安全评估、标准合同或认证等法定程序。
可行的合规方案包括:一是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体系,隔离敏感供应链信息,确保不同密级的数据适用不同的管理规则;二是优先采用本土认证机构和审计机构,降低境外调查风险;三是在内部决策文件中明确商业合理性优先于外国合规指令,建立“中国合规优先”的决策原则;四是境内机构确立“中国法律合规原则优先于外国长臂管辖原则”的合规立场;五是当发生直接法律冲突时,及时引入专业的跨境法律合规人士提供专业服务。
从制度衔接的角度看,企业还应注意《规定》第十三条与《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之间的协调适用,建立一体化的合规框架。
面对母国法律与中国法律之间的冲突,跨国公司需要采取“预防性合规”策略,而非“反应性合规”。
首先,建立应急响应机制。建议成立总部及中国区法务、合规、政府事务联合工作组,模拟反制执行场景,对关键员工进行持续培训。制定法律冲突应急预案,明确触发条件、研判流程、执行路径和报告机制的全流程规范。
其次,推进公司治理重构。在跨国公司总部取得共识,强化中国子公司董事会的本地独立决策权,确保董事会会议记录完整留痕。对于高风险事项,以中国法律意见为审批前置,避免单纯执行总部指令。
再次,建立内部报告和升级机制。当中国子公司管理层认为总部指令可能违反《规定》时,应有制度化渠道向总部报告并启动合规审查程序。必要时应形成独立法律意见,为决策提供依据。
最后,关注个人风险防范。对于在中国境内的外籍高管和中国籍合规负责人,应明确其个人合规义务边界,建立个人法律风险防火墙机制。在极端情况下,应确保个人有权拒绝执行可能违法的指令。
《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治理进入法治化、系统化的新阶段。它不仅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了“法治盾牌”,更重塑了全球供应链的安全逻辑与合规格局。
对于企业而言,这一规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于,《规定》大幅收紧跨国企业在华运营的刚性合规红线,强化个人连带追责,要求企业在短时间内重构合规体系。机遇在于,那些能够率先建立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合规体系的企业,将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制度红利——它们不仅能够规避合规风险,还能在供应链重构中获得政策支持和市场信任。
展望未来,随着关键领域清单的动态调整、配套实施细则的陆续出台以及执法实践的逐步展开,《规定》的规范内涵将不断丰富和细化。企业应保持持续关注,将合规建设从“成本项”转化为“竞争力”,在全新的合规格局中把握先机。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规定》作为一部专门的涉外安全立法,将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与安全有关目标纳入法治轨道,通过设定科学丰富的反制措施,强化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法律保障,提升了涉外安全立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有力推动实现“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的良性治理循环。这不仅是对当前外部风险挑战的法治回应,更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法治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王连升)
[4] 互联网法律评论.中国首部供应链安全法规紧急生效:重估三大合规要件与生存指南[EB/OL].36氪,(2026-04-13).
[5] 华格律所.涉外法治新规解读:《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EB/OL].搜狐,(2026-04-13).
[7] 商务部.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EB/OL].商务部官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